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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万人死于新冠 美国人在哀悼中陷入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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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4日,美国加州,一对小姐妹展示接种新冠疫苗后贴上的医用胶布。近日,美国多地开始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综合编译 袁 野

  泰隆叔叔走了。在去南佛罗里达医院的路上,48岁的泰隆·莫兰德恳求侄女丽莎·威尔逊:“我想打疫苗。”

  “你现在还不能打。”威尔逊告诉他。

  泰隆没能回家。8月22日,他去世了。

  丽莎的祖母莉莉·莫兰德紧随其后。加上丽莎,她养大了10个孩子。莉莉对新冠疫苗信心不足,觉得它“太新了”,一些家庭成员也劝她别打疫苗。8月底,89岁的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在泰隆葬礼的第二天被送进医院。不到24小时后,她去世了。

  又过了一天,丽莎的一个表兄弟死于新冠肺炎并发症。几天后,另一个表兄弟去世。然后是第三个。9月14日,第四个表亲死于新冠肺炎。

  短短3周内,丽莎的6位家族成员病逝,他们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尽管如此,一些亲戚仍旧主张不打疫苗,认为健康又强壮的人能扛过去。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11月3日,美国迎来了令人难以释怀的数字:75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如果这些死者组成一个州,其人口将排在全美第47位,比阿拉斯加州、佛蒙特州和怀俄明州的人口还多。

  在美国各地的殡仪馆弥漫着悲伤。人们忍不住要问:“这些人是最后一批吗?”“我们是不是本可以阻止这一切?”

  这些问题导致家庭分裂,引发愤怒的指责。《华盛顿邮报》称,与关于死亡的其他问题不同,这些问题或许确有答案——当前死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正是那些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死亡给家庭带来伤痛和分裂

  最初,祖母的死让丽莎家族里的“所有人感到难以置信”。当其他表亲无法呼吸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一直在打电话问,‘这个人怎么样了?那个人怎么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痕在家族中逐渐显现。丽莎的一个叔叔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因为他“害怕打疫苗”,不想跟敦促他接种疫苗的亲戚们争吵。

  随着美国死亡人数累积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丽莎10名犹豫不决的亲戚改变主意,接种了新冠疫苗。其他人仍旧固执己见,一些人干脆对病毒和疫苗都避而不谈。

  “我们不生气,只是对他们不肯打疫苗感到不安。”丽莎告诉《华盛顿邮报》,她和丈夫及4个已成年的子女都接种了新冠疫苗。

  9月的一个周日,丽莎的一位表兄弟、牧师吉尔伯特·格兰特林与数十名亲戚在佛罗里达州来回奔波,参加3个亲人的追悼会。

  “我看着家人问自己:‘什么时候人们才能醒悟?’”格兰特林说。9月,他主持了4场亲戚的葬礼。伤心之余,他不停地敦促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去打疫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该做的事做了,来保护我们的家人?”

  去年夏天,家里出现第一个新冠肺炎病例时,丽莎就给祖母莉莉打电话,试图向家人解释新冠疫苗是安全有效的。祖母不肯听,她坚称自己身体好得很,从没住过院,每天都给家里消毒,而且是独居,跟所有人都保持社交距离,不会有事的。

  但这样的生活让祖母感到寂寞,于是她见了一些人。“她放松了警惕。”丽莎说。

  莉莉的去世促使一些家庭成员转而支持疫苗,其他人依旧坚持己见。他们认为,信仰比科学更重要。

  “疫苗与你们的信仰并不矛盾。”身为牧师的格兰特林反驳道。人们不为所动。他们的“顽固和懒惰”让格兰特林灰心丧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更多的人病倒了。一些亲戚在疫苗问题上保持沉默,另一些人指责他们不打疫苗,还阻止其他人去打。

  “死亡加深了分歧……我一直在祈祷,希望我们重新走到一起。”格兰特林无奈地说。

  疫情暴露更深层次的分歧

  人们愿意相信,死亡能让生者更团结,但有时,它带来前所未有的分裂。布伦达·古尔德见证了这一切。

  古尔德在佐治亚州梅特市经营一家殡仪馆,她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安抚死者家属。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项工作变得艰难无比。

  她看到了耻辱——人们不情不愿地承认,自己的亲戚死于新冠肺炎;她看到了无知——人们闭目塞听,用“病毒没有那么危险”的说辞麻痹自己,直到痛失亲人;她看到了盲目——一些人认为只有信仰,而不是科学,能解决这种流行病。

  她经常看到分裂——遗属们为是否该反对打疫苗、反对戴口罩吵成一团,把亲人的死归咎于对方。“我从未想过,在美国会有这样的一天:当事情变得艰难时,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古尔德对美国《纽约时报》说。

  分歧不仅存在于疫苗和口罩等问题上。《纽约时报》指出,关于新冠病毒的争论暴露了美国人更深层次的分歧。

  “他们觉得,这不是在为疫苗或总统争吵,而是在为自己的价值观,以及该如何看待自己而争吵。”美国密苏里大学传播学教授本杰明·华纳说。

  “疫情像政治分歧一样破坏家庭关系,这并不奇怪。”他告诉《纽约时报》,“这的确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目睹亲友死亡 他们改了主意

  佛罗里达州波尔克县副警长克里斯托弗·布罗德海德因新冠肺炎去世,年仅32岁。他的遗孀埃莉莎听到了周围的风言风语。

  “比如,‘哦,都怪他没有接种疫苗。’”埃莉莎告诉《华盛顿邮报》,克里斯托弗不反对接种新冠疫苗,只是“他工作太忙了”,抽不出时间去接种。为了照顾两个女儿而辞职前,埃莉莎也是警察。

  “他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她说,克里斯托弗本打算在8月初接种第一剂疫苗,结果在接种的前几天感染了。

  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大多数朋友、同事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只有在工作需要时才戴口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同意白宫关于口罩、疫苗的强制要求。

  8月30日,在克里斯托弗的葬礼上,埃莉莎要求来宾戴口罩,并委托警长办公室在举办葬礼的地点设立了新冠疫苗接种点。

  “我知道每个人对口罩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埃莉莎说,“但考虑到我经历的一切,我看着丈夫缓慢而痛苦地死去……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必须戴口罩,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经历我经历过的一切。”

  大约800人参加了这场葬礼。主持葬礼的牧师丹·麦克布莱德说,他看到的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华盛顿邮报》称,佛罗里达州州长反对强制“口罩令”,还对强制戴口罩的学校施以罚款。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麦克布莱德第一次看到有家庭要求葬礼来宾必须戴口罩。“没有人掰扯这件事。人们照办了。”他说。

  波尔克县警长格雷迪·贾德是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他曾经宣布,如果特朗普访问该县,“不必(戴口罩)遮住脸”。但在克里斯托弗的葬礼上,贾德发表讲话,建议人们接种新冠疫苗。

  埃莉莎对自己通过葬礼让更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的做法感到骄傲。“即使那天只有一个人打了疫苗,也是挽救了一条生命。”她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丈夫就没有白白牺牲。”

  达斯汀·潘塔隆在这场葬礼上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他和克里斯托弗在警察学院是同学,毕业后成为同事。

  潘塔隆曾经反对强制接种。“我看到的关于新冠疫苗的一切,都围绕着总统选举或者类似的事情。”他告诉《华盛顿邮报》,政治因素让他迟迟没有接种。

  然而,随着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患者挤满佛罗里达州的医院,潘塔隆“每天都接到通知,发现自己认识的很多人得了新冠肺炎,甚至即将病重不治”。

  克里斯托弗的葬礼,是潘塔隆和女友詹纽瑞·蕾西参加的第一场新冠肺炎死者的葬礼。

  那天晚上,潘塔隆告诉蕾西:“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接种疫苗。”

  “你可以去,但我还没准备好。”她回答。

  “我知道我们对疫苗是怎么看的。”潘塔隆说,“但我不想年纪轻轻就死掉……我不想躺在临终病床上说,‘要是我早点儿打疫苗就好了。’”

  “克里斯托弗的死让我们改变了主意。”蕾西说,“如果哪天我突然想打疫苗了,那就是今天。我觉得,这是在向他致敬。”

  接种疫苗时,蕾西哭了。“我又紧张又害怕,但我还是来了。”她说。

  即便是现在,新冠疫苗在他们的朋友中仍然有争议。蕾西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不会告诉一些人,我接种了新冠疫苗。”

  埃莉莎目睹过新冠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当克里斯托弗病倒时,她和两个孩子也感染了。他们在医院里进进出出时,佛罗里达州正处于疫情的最高峰,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医院不得不拒绝一些病人。

  把克里斯托弗送进医院时,埃莉莎不知道,她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吻他了。

  “我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碰他。”埃莉莎说。她开车去给他买手机充电器,回来时,医护人员不允许她再进他的病房。

  如今,埃莉莎在等待接种疫苗。感染新冠病毒满90天后,她才会被允许接种新冠疫苗。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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