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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罪恶:美国的“现代奴隶制”

  2014年,危地马拉的蛇头阿罗多·卡斯蒂略(Aroldo Castillo)向阿尔贝托一家提出邀约,声称只需缴纳15000美元,他们的孩子就可以到美国工作、学习,过上好日子。这15000美元当时拿不出没关系,到美国有了钱再还也不迟。

  然而,这些怀揣“美国梦”的危地马拉人,到美国后不久,便被卖到农场里,像奴隶一样被压榨。

  前延龄草农场工人:一周赚600美元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拿走550美元,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受到了死亡威胁,如果他们不交钱或者不干活,那些人就会杀了他们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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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遭遇悲惨境地的还有来自墨西哥的布拉斯·布尔博亚·莱瓦,他曾是一名法学院的学生,2005年为了挣学费减少家里负担,莱瓦决定利用假期来美国打工。

  布拉斯·布尔博亚·莱瓦: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了解到的H-2A临时工作计划,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它,我决定申请,工作几个月来支付我的学费同时帮助家里挣些钱。

  莱瓦听说的这项“H-2计划”,简称“客工计划”。这一计划在1986年,由美国国会授权,旨在帮助美国雇主在不取代美国工人的情况下,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

  这份计划吸引了包括莱瓦在内的不少外籍劳工,但当他满怀美国梦踏上行程时,噩梦才刚刚开始。

  因为在去美国之前,莱瓦为了争取到一个在番茄包装厂工作的岗位,不得不向招聘机构支付一大笔费用。而前往美国的行程费用全部都是他自掏腰包,这些费用相当于莱瓦在美国务工一整年的薪水。也就是说,他还没踏上美国土地就背了一身债。

  布拉斯·布尔博亚·莱瓦:我们在很残酷的条件下工作,这份工作真的非常辛苦,很多人会晕倒、呕吐,那些呕吐的人,我再也没见过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即便工作环境如此恶劣,莱瓦他们还是会选择继续忍受,因为如果他们被炒鱿鱼,就无法还债,而在美国,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因为外来工不能合法地跳槽。他们像过去的契约仆人一样,被所谓“引进”他们的雇主牢牢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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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上通过的《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第2条指出,“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词指以惩罚相威胁,强使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从事的所有工作和劳务。

  有关国际工会组织认定美国存在系统性侵犯劳工权利问题,在主要发达国家中表现也是最差的。在美国,农业领域的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现象尤为突出。

  “立即结束奴隶制”组织指出,农场工人是“美国经济中收入最低、受剥削最严重的工人”。他们不仅收入低、缺乏其他美国工人享有的权利,还经常被迫在没有医保、病假、养老金或其他工作保障的情况下工作。

  致力于根除现代奴隶制的非营利组织“北极星项目”将劳工贩运描述为“存在于整个美国的一种现代奴隶制形式”:人贩子使用暴力、谎言和债务等手段,“迫使人们在许多不同行业从事违背自己意愿的工作”。

  程春华: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美国农场资本家与美国政府合谋起来剥削非法移民的一种行为,共和党、民主党,他们制定的政策都是代表他们各自的一些资本家利益的,所以导致他们的移民政策也会偏向于支持他的那些企业家、那些资本家的利益。

  就连美国国务院自己也承认,美国是强迫劳动、债务奴役、非自愿奴役、性贩运受害者的“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受害者中包括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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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美国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困境,这时,墨西哥工人被要求填补上这一空白。

  1942年,美国国务院与墨西哥达成双边协议,制订了“墨西哥劳工计划”,每年吸纳超过40万工人跨越边境。到1964年废除该计划时,24年里墨西哥公民总共为美国填补了约45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无数墨西哥劳工们辛苦劳作铸就的却是一部血泪史。

  1956年,一部关注“墨西哥劳工计划”中劳工权利的书籍《我们田野里的陌生人》出版,书中写道:“在这个营地里,我们没有名字。我们只按数字来称呼。” “工人被欺骗和可耻的忽视。”

  负责该计划的前美国劳工部官员李·威廉斯将这一计划称为“合法化的奴隶制”制度。而目前美国实行的H-2计划则被很多人认为是这个“合法化奴隶制”的升级版。

  美前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兰赫尔曾指出:这个计划是我见过的最接近奴隶制的东西。

  “奴隶制”,这一已存在于历史课本里的词汇从一个现代政客口中说出,不免让人产生时空错乱之感。但对于熟悉美国历史的人来说,“奴隶制”这一强迫劳动、严重侵犯人权的制度实则是美国历史上一道极其丑陋的伤疤,时至今日,其遗毒依旧深深扎根存在于美国社会。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劳雷尔·弗莱彻指出:公众普遍认为美国早就解决了现代奴隶制这一问题,但实际上,现代奴隶制依然存在,而且很普遍。它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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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规定奴隶制或强迫奴役制,不得在合众国境内和管辖范围内存在。

  1865年12月18日,《宪法第13条修正案》正式生效。然而法律却治不了社会的病。

  刁大明:南北战争很大的一个背景是因为实际上是北方和南方,当时的这个美国的两种不同的产业,两种不同的特殊利益,而副产品才是所谓的奴隶制的这样一个被废除,所以这就意味着那场战争本身没有任何的进步性,换句话说,推动那场战争的无论是胜利者一方还是失败者一方白人,没有任何一方是真正为当时被奴役的非洲裔说话。那这种情况下,导致的结果其实奴隶制废除之后隐性的,非常非常隐蔽的,具有欺骗性的奴隶制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存在。

  唐颖侠: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这种理念或者说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长期以来都影响着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因此虽然表面上,美国早已废除了奴隶制,但是从它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当中所延续下来的,这种奴隶制的惯常思维依然存在,因此它也会渗透到其他的制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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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孩子们坐上大巴,不是去学校而是去工作。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会趁着周末或暑假在美国烟草农场打工,有时一周的工作时间会长达60个小时。

  布兰顿:我早上4点起床,6点半到农场,晚上8点或8点半才离开这里。

  费尔南多:我大概一天会工作10到12个小时。

  希梅纳:我头疼的厉害,眼前一片漆黑,我赶紧离开烟草田,开始呕吐。

  2014年5月14日,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被烟草埋没的儿童:美国烟草农场的危险童工》的报告,这份报告对141名在美国烟草农场打工的孩子进行访谈,在这群7—17岁的孩子中,有四分之三都出现了和希梅纳同样的反应:恶心、呕吐、晕眩、呼吸困难。

  除了尼古丁的危害,这些孩子们还要操作有危险性的农具,爬上在十层楼高的大梁上晾晒烟叶。

  据美国疾控中心给出的数据,对未成年人来说,农业是最危险的行业。仅2012年就有至少1800名美国农场打工的儿童受伤。同年,全美死于职业伤害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二在农场打工。

  面对一串串血淋淋的数字,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未成年人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换取金钱,是被美国法律所允许的吗?

  烟草童工报告撰写者 简·布坎南:美国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达到一些国际标准,与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不一致,国际劳工组织将15岁设定为就业最低年龄

  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该法案禁止工厂雇用童工却唯独没有禁止农场使用童工。

  根据法案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在父母允许的情况下,利用课外时间从事农业劳动,且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烟草童工报告撰写者 简·布坎南:长期以来,美国在对待农业劳动者和其他产业劳动者的保护(政策)上持双重标准,和其他产业的劳动者相比,从事农业劳动的儿童和成人获得的保护更少,儿童在农场工作工时更长,年龄更小,工作条件也更危险,这是长久以来的不合理现象。

  直到2011年8月,美国劳工部才试图修订劳动法。拟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从事烟草种植收割等工作,然而这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对美国农业传统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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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4月,在奥巴马展开连任竞选期间,这一针对烟草童工的修订法案被撤销,同时劳工部还宣布,在奥巴马任内不会再寻求通过该法案。

  这样的法律给烟草公司创造了获取暴利的机会,一般来说烟草公司付给成年人的工资大概是每小时15美元,而付给童工的工资只有不到一半。

  据美国官方统计,2019年美执法人员发现违反《公平劳动标准法》的童工案达858宗,在危险职业场所工作的未成年人达544名。另有数据显示,2003至2016年间,美国有452名儿童因工伤死亡,其中237名童工死于农业事故,死亡人数是其他行业的数倍。

  在国际劳工组织的8项公约中,美国仅批准了2项,排名全球垫底,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

  程春华:实际上美国在1995年曾经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然后但是因为国内的保守派的反对,导致它没能够提交到参议院进行讨论,进行表决通过,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是如果说它一加入到这个儿童权利保护约定,它就要接受来自于国际的这些责任的这种追究,所以美国它不想这么做;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它认为,它的一些条款和美国的联邦的法律,州的法律是不符合的,不吻合的,其中就包括美国保守派宣称的保护美国儿童权利的管理的这种主权。

  刁大明:美国它虽然是所谓的超级大国,但其实它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无论是政治架构,还是经济分配制度安排,完全是为垄断资本服务这样一个定位,它实际上只是把特殊资本对于中下层对于广大劳动者的压迫剥削变得更为隐性,这种矛盾好像释放得更加分散,以至于不会短期内出现重大这种矛盾,但是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这种垄断的这样一种态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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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经营私营监狱是一门不折不扣的“好生意”。

  上世纪80年代,由于里根政府开展大规模的禁毒行动,美国抓捕的罪犯人数连创新高,公立监狱已不堪重负。

  1983年,当时的田纳西州共和党主席汤姆·贝斯力向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私人出钱建造监狱关押犯人,然后政府再给一笔补贴。于是,全美第一家私营监狱企业CCA(美国惩教公司)应运而生。

  1989年,里根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为了节约开支开始大肆外包监狱业务,导致此后美国私营监狱产业如同开了挂一样飞速发展。

  据201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共有200多家私营监狱,替政府关押的犯人超过12万。

  如今,美国私营监狱行业里三足鼎立,美国惩教公司CCA不仅在2000年上市,还曾在2007年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400家美国最优秀大公司之一,公司股价最初1美元,2016年涨到30美元,公司利润更是在20年间翻了500倍。

  弗兰克·史密斯:他们(私营监狱老板)都是百万富翁,狱卒们只拿微薄的薪水,雇主却每年赚着数百万美元。

  当监狱变成一门生意,钱就成为了最大驱动力。在这张庞大的利益网络中,囚犯的数量便是产业链上的核心棋子。

  程春华:CCA,GEO,AMDC(MTC)等三大私人监狱公司,它们跟美国政府也是利益相关的,它们的利益的诉求也导致美国的政府或者国会,没办法通过严格限制强迫劳动的这些法律,或者是政策法规,所以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法律的原因,导致美国强迫劳动,这个能持续存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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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年,《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度,但允许对监狱囚犯实施强迫劳动。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 白兹·德林辛格: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诡异的法律之一,因为它虽然规定了奴隶制为非法,但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惩罚罪犯时奴隶制并不违法,其后果就是它把奴隶制在监禁的条件下合法化了。

  美国监狱内劳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与相关企业合作,允许符合条件的州和地方机构的被监禁人员从事社会上的工作。第二种监狱劳务较为普遍,涉及在教养设施内从事保管、维护、地勤和食品服务等杂务工作。这些职位的平均时薪在2017年为0.14美元到0.63美元,远低于美国7.25美元的最低法定时薪。

  在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得克萨斯州等五个州,政府监狱中的囚犯甚至无薪从事强迫劳动。

  刁大明:这种劳动本身可能它给予的报酬,完全是压得非常非常低的状态,甚至有些强制劳动,导致明显的两个结果就是所谓的这种美国的这种保释金提高到天价的这种程度。因为如果你不想在监狱里不想被特殊利益获利,好,但你要一次性给我一笔钱。

  为了能让自己的财路保持畅通,这些私营监狱承包商总是不遗余力地跟官员们搞好关系。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们每年都会在资助政治候选人和政治游说上投入巨额经费。光是2010到2015年,就花了1460万美元。

  而重金游说的结果就是——2009年,新墨西哥州废除死刑,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2010年,亚利桑那州非法移民新法案出台,只要被怀疑非法移民,无需审判即可关押;2011年,伊利诺伊州议会表决通过废除死刑。

  刁大明:在西方意义上很多国家有所谓的废除死刑的说法,但是在美国意义上废除死刑的这种呼声的最强烈的发声者就是私有的监狱,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这种利益最大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死刑犯可以改成无期,它就变成了终身的被强制劳动的这种,就会终身获利,就对他们来说可以终身的从这个犯人身上获利。那所以导致结果是西方国家政治人物标榜多么多么光鲜的这种做法,其实背后是有产业链的,是有非常非常污秽的、彻头彻尾的,就是从生到死践踏这个犯人人权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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