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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称”美国放弃改变中国” 背后是这些无奈与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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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中美竞争、对华政策等话题接受专访。值得注意的是,沙利文坦承,美国政府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认为能够通过美国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体制,“但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拜登政府并不是要让中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舆论场中不乏讨论之声:如何看待这一罕见表态,结合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合作、对抗”的总框架,未来其对华政策将遵循什么方针?

  热衷改变他国体制是美国的基本政治思维。究其根源,主要涉及基督教的传教心态和美国消除外部威胁的安全观。在与中国的交往中,美国也没有避讳改变中国体制的想法。

  比如,克林顿执政之初,就在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指导下将促进民主、人权与自由市场经济置于国家现实利益之上,导致中美关系经历短暂的摩擦期。着眼于此,克林顿政府转变策略,于1996年正式出台全面对华接触政策,期望在“正常交往”的背景下协调美国的目标。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以遏制为主、接触为辅向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演变过程。

  直到特朗普上台,对华鹰派占据美国决策核心,遏制手段频出,中美间各领域的竞争性与矛盾性凸显。目前,美国政界与学界就对华“接触战略”仍在进行激烈讨论,其中占据决策主流一派的基本观点可表述为:美国对华政策并未如预期般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也没能将中国转化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所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国高估了自己决定发展道路的能力。

  但必须看到,如今他们所言的不寻求改变中国,并不意味着美国政治精英们真正接受了中国体制,而只是承认了从外部撼不动中国体制的现实。沙利文在解释中说,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目标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建立一个两个大国都能有操作空间的国际体系,但这种“共存”的条件应该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由此可见,虽然采取了更“委婉”的语气,但美国秉持的,依然还是干涉中国内政、指责中国体制“异类”、粉饰美国肆意插手亚太事务行径之心。诚如观察者所言,促使美方做此调整的是中国的不断成功和更加政治自信。我们不必对美国“示好”期望过高,关键要继续保持定力和发展势头,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

  事实上,此番表态也确实并未影响美国对华进行围堵、打压等实际敌对行为的烈度。仅本届国会就出台了300多项反华议案,美方还将90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种单边制裁清单,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在疫情防控、台湾问题等方面,美方仍在肆意政治化操控。本届美国政府能否做到彻底抛弃“改造他国”的幻想,回归理性、务实管控两国关系的外交轨道仍有待观察。

  总的来说,“美中长达半个世纪的接触时代已经结束”,此届政府对华政策评估接近尾声,一种新的对华总体方针——“竞争性共存”基本确立。

  以更大视野来看,这么多年来,美国不仅在改变中国体制上碰了钉子,在其他国家那里也不成功,反复证明其根本没有资格充当他国的教师爷。

  与此同时,美国深陷国内治理危机。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联邦政府累积的债务,不断削弱着美国政府的治理效能;困扰美国社会已久的贫富差距、种族矛盾、民粹主义、枪支暴力等痼疾正在催生新的危机。美国与其整天盯着别人,不如先管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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