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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美国“迪克西使团”曾如此了解中共,但是……

  【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旭日东升。

  今天我们讲中美早期交往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这是美国政府正式派出的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控制区域——我们的根据地,以及我们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最精华、最精英的那批人一次正面的交往。

  在这之前有过两种类型的交往。第一种类型就是像写《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这样单个的美国人,包括后来的一些记者。从他们观察者的角度进行全景式的观察,可能是有一些深度,但总体上是属于浮光掠影式的。

  其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第一,他们没有专业背景;第二,他们带着旅行者到一个全新区域的兴奋与好奇;第三,往往受限于记者工作,他们不是美国军事、政治和安全政策的制定者或参与者,对那套东西也不熟,所以看到的是一些现象,以及感受到的背后的一种精神。但是在客观层面上,出于国家战略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进行评估,虽然有内行人零星的观察,但是缺乏系统性评估。

沈逸:<a href=美国“迪克西使团”曾如此了解中共,但是……”/>埃德加•斯诺 (资料图)

  1937年到1938年,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中校,曾做过罗斯福总统温泉宫的侍卫官,到八路军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前线和游击区观察了三个月,然后直接给罗斯福写了17封信,描述他看到了什么。因为他是军官,所以他对于八路军的战斗能力、作战场面、交战过程有一些描述,再加上罗斯福自己也是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读者,所以他就产生了兴趣。觉得应该派点人到延安去一趟,给共产党游击队提供一点援助。像援助南斯拉夫的铁托,盟军空投一点东西下去。

  我们在历史书上经常听说,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掀起过所谓的反共高潮。事实上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对于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强力的封锁,除了我们以前知道的军事上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之外,它特别强调进行政治和新闻上的隔离跟封锁。

  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很多人知道在某一个地方共产党有一个根据地,但共产党啥样,他们在那干嘛,共产党人怎样生活,他们的主张是什么,这些东西通通不知道。而且蒋介石非常忌惮一件事儿:坚决不能允许美国人跟共产党见面,严厉地封锁任何意义上美方对于根据地的访问。

  1943年3月份,周恩来同美国驻华外交官戴维斯谈话,重申中共欢迎美国派一些军官作为常驻观察员,到华北抗日根据地搜集日军情报。“常态化”就带了点使团性质,不可避免地会对共产党有深入的了解。当时面对国民党我们就是这么自信,你了解我以后,肯定是喜欢共产党,不会喜欢国民党。

  美国驻华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思,向史迪威将军建议美方应该派出观察团。因为三人的英文名字都叫John,称之为“约翰三杰”,他们都主张联共抗日。

  史迪威1943年6月份向蒋介石提出,蒋立马拒绝。蒋介石有一点事情上很讲原则,就是坚定地拒绝美国任何接触共产党的早期要求,甚至敢跟罗斯福阳奉阴违。这位被戏称为”运输大队长”的同学,对于手上的权力有特殊的敏感性。做什么事情会威胁到他的权力,他很敏感,搞小动作,是微操大师,根本没有大局观这种东西。

  1944年4月,日军把蒋介石打得一塌糊涂,国际反法西斯舆论一片哗然,我们知道历史上称之为豫湘桂战役。作为交换条件,5月份二十几名中外记者被允许访问延安,包括《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莫里斯·武道、《泰晤士报》和《读者文摘》的哈里森·福尔曼、《纽约时报》和《时代生活》的爱泼斯坦,以及《纽约时报》的阿金森。

  尴尬的事情很快发生,福尔曼跟爱泼斯坦在国统区生活了很长时间,对于国民党军队作战很了解。他们到解放区一看,写了准确反映共产党军队如何抗日的报道,在全世界舆论引发了积极的反响。蒋介石说,我再也不能让他们去延安了。

沈逸:<a href=美国“迪克西使团”曾如此了解中共,但是……”/>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农业部部长、美国副总统和美国商务部长

  到1944年6月份,罗斯福专门派副总统华莱士作为特使到重庆跟蒋介石谈。谈的重点就是美军的观察组一定要进延安,后来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美方向蒋介石也做出了一个让步,即告诉他美国派的是美国军方的军事观察组,去延安只谈两个军事问题:

  第一,美国B-29“超级空中堡垒”对日本包括伪满洲地区进行轰炸的时候,需要准确的气象预报。

  第二,轰炸飞机被击落以后,美军飞行员需要营救,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手里。

  老蒋憋不住了松口,还耍个心眼,叫美国人弄一个美军视察组到那边去。共产党一听,八路军什么时候接受你美国人的领导,来视察我?不行。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就叫美军观察组。

  观察组按照美国人的惯例起了一个nick name(别称)叫“迪克西使团”,这个词很微妙。使团(Mission)就告诉你,不要看我们是观察组,其实就是代表美国政府,对共产党这个有可能对未来中国命运产生影响的党派,进行系统性考察的一个使团,尽管他们认为概率比较小。

  它的名字叫“迪克西”(Dixie),迪克西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各个叛乱州的nick name,它源自反映美国个体文化中称赞叛乱者的流行歌曲。因为叛乱者有浪漫精神,但是最终的结局是北方把叛乱者给摁下去了。用这个名字指当时的延安,表示也许你很浪漫,但最终还是不行,名字很微妙。

  7月4号是美国168周年的独立日,毛泽东和朱德当天宴请美国在延安的侨民,以及在延安考察的中外记者团搞了个晚会,还发了社论。后来美方使团18人分两批抵达延安。里面比较出名的如组长包瑞德,是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局的,汉语很熟,长期在中国担任武官,熟悉中国情况。

  后来人们经常在延安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包瑞德敞怀穿一件作训服便装,裤子皮带上别了把像是我们俗称“德国撸子”的那种手枪,甩开膀子在那走。他也花了很长时间跟毛泽东聊天,为共产党指点出路,包瑞德最喜欢给毛泽东出的主意,就是让我们放弃武装加入联合政府。

  使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后来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人叫谢伟思。他当时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二秘,是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政治顾问,是观察组中唯一的文职人员。他其实是史迪威的人,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跟史迪威比较一致。

沈逸:<a href=美国“迪克西使团”曾如此了解中共,但是……”/>谢伟思与毛泽东、朱德等合影(资料图)

  其中还有来自美国陆军的航空兵、通讯兵,还包括美国陆军步兵部队和战略情报局的人。最出名的是威尔伯·彼得金,他拍了大量的照片。

  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号交过一份备忘录叫做《美国利益在于中国的团结》,说美国要避免在中国的国家政策被国民党完全绑架,尽管在一些利益问题上,国民党可能可以为美国提供一些短期回报。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美国没法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持一个相对中立、公平和公正的立场的话,到最后会被卷到一边去,尤其是被国民党卷进去,这不仅会使美国陷入到中国的内战当中,甚至可能撞上苏联,会很糟糕。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在中方这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整件事情其实是共产党高层最核心的毛泽东跟周恩来亲自策划的,因为这是中共打开与世界交往、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将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共产党的主张向外传递的一个黄金机会。虽然当时后面的前途还不确定,但共产党的主张一直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这个中国在世界范围是要跟美国打交道的。

  所以8月15号《解放日报》发了社论,当时社论原定的题目叫做《欢迎美军观察组》,后来被毛泽东改成《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他是这样写的,大家感受一下教员的文笔:

  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袖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沈逸:<a href=美国“迪克西使团”曾如此了解中共,但是……”/>《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毛泽东做了大量修改,增补了很多内容,修改了很多表述,特别是把美军观察组称作战友,足见其用心和重视。(资料图)

  8月18号中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指示: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

  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做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开展国际间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接待“迪克西使团”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始。这个定位毫无疑问已经不能再高了,在这个定位下,后面的活动安排得非常清楚。开始的两个月,八路军、新四军的核心领导人就向观察组做了10个报告。

  列一下报告的人物和内容就知道是什么概念: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做华北敌后形势概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与组织情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讲七年来华北抗战的概况,彭总亲自讲了三天;115师的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介绍晋察冀边区情况;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介绍新四军情况;120师师长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贺龙、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介绍关于晋绥边区的情况;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介绍晋冀豫和晋鲁豫边区情况;前中共北方局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介绍山东军区情况;115师师长林彪,介绍八路军训练情况;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介绍中国共产党军队当中的政治工作,分三次讲完。

  除此以外,观察团的包瑞德团长以及谢伟思还分别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罗瑞卿多次单独或者集体进行深入而坦诚的交流。谢伟思本人还单独会见聂荣臻、林伯渠、杨秀峰、刘少奇、博古等等这样一些领导人。这是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跟共产党高层核心一次面对面、零距离的深入接触和交流。

  通过这些交流和接触,中方综合介绍了三件事:

  第一,系统地介绍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敌后是如何跟日本人打仗的;以及如何坚持建设和扩展敌后抗日武装游击队,包括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如何去实施人民战争。其中没有什么理论,有的是铁一样的事实。

  第二,明确表示愿意与美军非常灵活地积极合作。中国领导人指出,从海南岛到山东半岛,中国领导的军队能够有效打击敌人,帮助美军登陆并建立起滩头阵地。这对美军是极具吸引力的,当时美国的作战计划是准备在中国本土登陆。但是打登陆作战能够登陆的就那么几个点,每个点上日本人都是严防死守。登陆后,后勤能不能跟上、后续部队能不能展开,都有不确定性。如果共产党能够在后面打配合,甚至登陆以后短期提供部分给养,共产党的根据地能够帮忙照料先头突击部队,那这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事情。

  第三,认认真真地介绍了国共两党的历史。毛泽东跟谢伟思谈过好几次抗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形势,以及对美国应该采取何种分析政策的建议。对于国民党蒋介石会搞什么事儿、想维护哪些目标、会如何跟美国人折腾,毛泽东比谁都清楚,他基本上没有任何保留地介绍给了谢伟思。

  后期观察组写了很多报告,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一点是,这些报告内容研判极准,但没有得到采纳,跟美国立场相左的一些东西被弄进去,结果导致美国的政策结构性地出现了偏差。

  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仅仅“迪克西使团”到延安的前两个月,观察组发了112份报告,其中多数是军事情报。日军和伪军的战斗序列、作战行动、在华北的机场和防空力量、八路军的力量分布、作战部署、训练状况、华北和西北经济和气候等等情况。这些情报帮美国救了100多个飞行员。

  根据陶文钊先生写的《中美关系史》1949年第一卷,观察组的这些观察报告一共涉及五个方面:

  第一个,观察组相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是有战斗能力的。包瑞德得出结论说打日本人是共产党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当然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美国人的结论。他还提到这支队伍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谢伟思在报告中指出,在延安士气很高,这里没有失败主义,有的是信心,在这里没有厌战情绪,有的是冷静的自信和自尊。

沈逸:<a href=美国“迪克西使团”曾如此了解中共,但是……”/>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其他成员同毛泽东一起座谈讨论

  第二,观察组明确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武器,与之联合作战。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细节,包瑞德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从1941年以来,没有得到任何有效供应,主要靠自制和从日军缴获的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却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这既展现了自己自足的能力,也展现了战斗能力。

  这更克服了一个刻板印象,不要以为苏联援助了抗日根据地那些武器。根据谢伟思的报告,抗战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从苏联拿到武器,苏联确实给了中国武器,但给了国民党。谢伟思甚至继而得出了一个很微妙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中国共产党对苏联会没有想法吗?会没有不满情绪吗?美国如果适当地把握这种情绪,展现出美方的诚意,很多事情可能就不太一样,当然谢伟思的意见后来没有被听取。

  第三,他们坚定地相信共产党控制了敌后广大农村,确信中国共产党是得到人民拥护的。他们在延安一直待到1945年的春天,观察组和被营救下来的美军飞行员,几乎遍布华北和华中所有的重要的敌后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太原这些大城市附近,都成功地营救了美军机组人员,前前后后有100多名美国人安全通过了日军控制的铁路线。

  谢伟思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控制着华北和华中的敌后广大农村。他甚至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以前这些地方属于日军占领地区,但是日军占领区这个概念需要修正,日本人只占领了狭隘的地带,其他地方是为我方力量所控制的。

  观察组认为:第一,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第二,人民与八路军完全团结一致,这是中共能在敌后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因。观察组成员卢登指出,一个政权得到人民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第三,把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对比,观察组确信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力量,中国的未来是属于它的。

  因为他们跟双方的关系都很近,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进行了对比,然后得出结论,国民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完全盲目自私,只关心维护其政权,而中共领袖坚定、自信、廉洁奉公,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当其他地方的局势正在恶化,国民党变得越来越虚弱时,共产党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正处于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

  基于上述观察,他们得出最后一个结论就不奇怪了:他们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指出美国不能无限期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美国人对蒋介石的单方面支持,只能加速中国内战的爆发,而这场内战对中国、对美国在华利益、对远东和平都是灾难性的。

  他们比较客观地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上建议,全面支持国共两党。国民党将要为争取美元竞争,他们将被迫进行改革,改变政策、改变实施政策的方法、改变当时的反动领导,向着与中共合作的方向前进。他们确信美国给中共的援助,无疑将使国民党不可能发动内战,将能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着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

  有没有理想化?有没有不成熟?有没有对中国的政治过于天真的认识和理解?完全有。

  但是相比较后来叫赫尔利的“蠢货”一边倒地倒向国民党,把整个中国局面搞得一团糟的政策而言,“迪克西使团”对于美国来说,是中美早期交往史上一个罕见的历史机遇。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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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阐明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资料图)

  在二战走向尾声的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大背景下,在中国这个地方,这是事实上代表着新中国未来的最具朝气蓬勃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和当时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干扰,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迪克西使团”这批人思路是相当不错的。不管是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的科长、后来升到远东司司长的范宣德,还是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的戴维斯,又或者是在“迪克西使团”中发挥重大作用、前途无量的谢伟思,甚至于其实并不怎么亲共、甚至有点讨厌共产主义、整天劝着毛泽东放弃武器参加联合政府的包瑞德上校。

  他们至少明白一件事:对于他们而言,意识形态在其次,从客观的国家利益、政府的能力来说,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跟共产党人搞好关系。

  到1945年的2月28号,谢伟思和卢登写了最后一份分析时局的报告,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建议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以击败日本。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代办叫乔治·艾哲逊,他表示同意批发。这份电报得到了美国国务院亚洲司长约翰·文森特的支持,认为美国应该利用中国一切能同美国合作的力量对日作战。

  但在美国国内述职的赫尔利看到这封电报后极为愤怒,表示只可能执行援蒋政策,不想也不能促进国共和解,更不要说要国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1945年6月,谢伟思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通共间谍嫌疑逮捕,两个月以后宣布谢伟思无罪。

  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时,谢伟思又受到迫害,被开除出国务院。但是,谢伟思不服控告,不停地抗辩。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判谢伟思无罪,又回到国务院任职。1963年,谢伟思在53岁的时候决定提前退休,去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

  谢伟思在美国国务院堪称前途无量,做一个副卿是没什么问题的。冷战初期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曾经获得过从上校升准将的一个机会,被赫尔利否掉了。他甚至被美国政府中亲国民党的力量谴责,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基本50年代初期就退役了,到科罗拉多大学教中文,终其一生。“迪克西使团”这批人成为了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最终走向可以是说是悲剧的。

  看中美之间早期交往的失败,“迪克西斯团”在延安尽管带回来很多明确珍贵的史料,让大家看到了事实,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向大家展示了如果未来中国是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美国有可能从中获得怎样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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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7月,周恩来欢迎陪同美军观察组的叶剑英抵达延安(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对中国的历史,美军观察组在不经意间做了一些贡献。比如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在中国立刻有了一场竞争——国共双方之间围绕受降日军和伪军展开了一场争夺战。一直负责和美军观察团打交道的18集团军的参谋长叶剑英,以非常轻松的口气向观察组提出帮忙的请求,运一批人去八路军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4年末开始,18集团军太行军区弄了一个简易机场用来接待访问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还用于转运被救助的美军人员。

  对于观察组来说这就是一次常态化的飞行,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8月25日,20个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肖劲光、滕代远、陈赓、薄一波、江华、宋时轮、陈锡联、杨得志、、李天佑、张际春、王近山、邓克明、邓华、陈再道、聂鹤亭、傅秋涛),是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能打的将领,上了飞机。朱德当时的秘书黄华看到这些将要同机飞往晋东南的中共将领后,担心万一没法沟通出问题,主动要求担任随行翻译,成为这架飞机上第21个乘客。他把这段经历写到了自己的回忆录里面。飞机顺利着陆之后,这些将帅立刻赶赴各自战区。

  9月9号又飞了一次,运的是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还有郑维山等另外一批人。从延安运到了晋东北的灵丘。这两波飞行,为这些中共将领争取到了1到2个月的时间,对于抗战结束以后华北和东北的形势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观察组的积极影响也仅此而已。作为一批主要由中下级军官构成的使团,尽管他们带着务实的态度来到根据地,用他们的眼光看到了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并且结合材料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左右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

  归根到底,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更多地建立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力量、利益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基础之上。同时手握决策权的仍然是坐在遥远华盛顿的办公室里的那些身居高位的美国决策者,带着各种各样刻板印象。某些人虽然在中国,但是因为意识形态和其他一些个性化的因素,毫不犹豫站在蒋介石那边。

  20世纪50年代,美国有一场讨论所谓谁失去了中国,弄得好像他们曾经有过一样。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于中国的刻板影响、对于真实中国信息和现状的扭曲,导致中美早期交往没有朝着一条正常和健康的轨道上展开,走了很多弯路。

  今年建党100周年,中美关系再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曾经一度希望美方能吸取这些教训,但至少这届美国政府仍然在展现人类最大的悲剧——所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人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美国人拒绝吸取教训。

  也许我们中美关系还要再经历一段动荡和波折,但看早期的历史,相信最终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冲突,动荡,摩擦之后,在新的力量对比和结构性因素趋向于稳定之后,中美之间仍然可以建立起一套稳健的关系,健康的关系或者说相对稳定的关系,

  像中国第一代早期领导人表现出来的不卑不亢的态度一样,他们的自信建立在对自身实力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回顾这段历史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下一讲我们要介绍一个很特殊的人——赫尔利。他作为一个身处特殊敏感位置的人,当时是罗斯福总统在中国的代言人,像钦差大臣一样,权限相当高。他的站位、他的想法、他的举措对中国历史是会产生影响的。谢谢大家。

  (整理/观察者网 赵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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